今年8月22日，上海自贸区方案获批，又引发了许多兴奋、许多惊惧。
自贸区内，外企将享受国内企业同等待遇，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，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出，甚至可能实现免税购物。
这标志着已拥有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上海，将迎来第二次开放。
这是一幅无需畅想的未来画卷，因为这样的开放氛围上海曾经拥有过。上世纪初的上海，躁动，热烈，日新月异。作为中国乃至亚洲向世界开放的门户，它为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人提供了均等的创富机会。
让外国人感到宾至如归的城市
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，还很少有亚洲城市像上海这样，让外国人感到宾至如归。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将领在中国沿海地区游历了五年之后，这样写道：
一个英国商人如果在广东就只能待在家里，因为他只能去少数几条街消遣娱乐，甚至随便走走都有可能遭到侮辱……但如果他住在上海，一切都将不同。居住的社区环境平和，居民热情好客，犯罪率很低。而且这个城市对外国人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。
更重要的是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它充满了商机。上海坐落于中国绵延海岸线的中点，东临太平洋，西接长江，自乾隆时代以来就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城市，展现出一个吞吐无限的贸易前景。
“到上海去”，因此成了广州、澳门、马六甲、加尔各答和孟买商人们的口头禅。而在鸦片战争之后，作为中英《南京条约》催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，更多人从大洋彼岸涌入上海。
野心勃勃的美国人来销售汽油，喜爱安逸的法国人来卖化妆品，没有国籍的犹太人来经营房地产，傲慢的英国人来管理巡捕房，无聊的西班牙人来打回力球……许多在自己国家过得不尽人意的“西洋人”，将上海视为寻求财富和梦想之地。
一位传教士这样描述1909年上海繁华的街景：
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。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，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。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商人的那种唯利是图的本性，一位俄国店主一律用俄文书写商品标价，让人看得茫然。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，店主用生硬的英语写了广告词，大意是保证大家在此理发价格低廉。
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里，这段描述中所流露出来的文化冲击在上海逐渐淡薄。一个古老国家的新兴城市，用自己惊人的包容力，完成了从“民族大熔炉”向“国际化商业中心”的转变。
南京路上的东方世界主义
19世纪60年代，一长串东印度公司“大班”风格的大楼在黄浦江畔立起，称为“外滩”；与外滩垂直方向，出现了一条向西延伸的大马路“南京路”，这条路连接租界与本埠，直通江南。“世界”和“中华”在南京路相遇，成为“东方世界主义”的发酵场。
20世纪以后，以福利、慧罗、泰兴、汇司“四大公司”为首的英资百货商场次第开设。南京路上，买得到英国的纺织品、法国的化妆品、瑞士的钟表、美国的电器、德国的五金器材、捷克的玻璃器皿、日本的毛巾。本土、东亚、西欧和北美之间商品物流的互动，奠定了上海的全球化地位。
除了进口商品，百货商场还将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。
“柜台消费”和“橱窗消费”带来的感官、身体和意识上的解放，深深震撼着国人；礼帽、手套、“文明棍”的畅销传递着现代西方文明；商场内的电梯，让国人第一次领略到大工业时代的机器之魅；被翻译为“昂三”（on sale）的节假日促销，首度将圣诞节、复活节、感恩节等欧美节日带入中国。
今天，上海是排在东京、新加坡和香港之后的亚洲第四大城市，而在20世纪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它一直是远东第一大城市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，以不输于纽约、伦敦和巴黎的购买力，为资本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
1920年，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上海后写道：“这些欧洲商人，总是不断地寻找新租界，他们垄断商品、铁路、矿藏，并竭力倚仗炮舰政策去满足掠夺野心。”但撇开道德因素，他也承认：“上海的发展和繁荣，在于西方带来的商业活力。”
尽管上海在开放之前已经是繁华的商业中心，但承载的只是诸如棉花之类的传统贸易，是殖民者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动力。而租界的存在使其免遭战乱，赢得了发展商业的良好空间。
事实上，南京路绝非洋人独霸的天下—占租界人口95%以上的华人，掌握着更大的市场：华资“新四大公司”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大新后来居上，规模和人气远超英资“老四大”。
海上吹来维多利亚的风
商业的崛起，催促着这座城市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迈进。
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（1837~1901）经历了近代史上最辉煌的时代。上海开埠之时，正当“维多利亚时代”的肇兴，它因此成为全球最早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的城市之一。
1882年，外滩路口出现第一部公用电话；1883年8月1日，上海人第一次用上了水龙头里放出的自来水；1908年，第一趟有轨列车从静安寺驶到南京路；1913年，电灯开始普及到户；1934年，公共租界家庭开始用煤气作为燃料……伦敦的城市管理制度，如警察局、消防局、税务局、路政、市政、公共事业等，也被成套移植到上海的租界。
这一时期的上海，也成为最新生活、娱乐、时尚潮流的汇聚地。
1896年8月11日，洋商在徐园又一村拉开“西洋影戏”的幕布，这是上海人第一次看电影，仅比巴黎放映第一场电影晚了七个多月。
19世纪最富“维多利亚时代”色彩的市民狂欢活动是赛马。英国人先后在南京路买下三块土地，建成面积庞大的“跑马厅”，不单开启了上海的博彩业，还第一次将现代竞技体育带入中国。
跑马厅周围所有空余土地都被开辟成了各类体育场馆，开展当时最时髦的运动：足球、篮球、网球、游泳、赛艇……下班以后，外籍职工、士兵、警察、水手都来到这里，华人青年也趋之若鹜，组队比赛。于是，体育以及“维多利亚式”的体育精神：积极进取、讲究技巧、“费厄泼赖”（英语“公平竞争”音译），从南京路流传到苏州河对岸的虹口、闸北、杨树浦，并从竞技扩展到商业，成为新一代商人的营商信条。
但那时的上海并非被动地接受一切，也有自己的品位和坚守。华资百货公司创造了属于中国人的“东方潮流”：1917年，先施首创“雇佣女店员”制，逛街的学堂小姐们旗袍淡妆，刮起一阵清新健康、自然性感的都市风；30年代，永安挑选标致的女店员，组成了上海第一支时装表演队。
犹太人的上海传奇
当时，上海300万居民中有5.5万外籍人士；而今天，自诩为国际大都会的上海，外籍人口比例仍不及当年—近2000万人口中，外籍人士仅有10万。
当年，除了身属各大公司和各种机构的外籍雇员，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在上海白手起家，创造了商业传奇。1937年，美国记者密勒在报告文学中这样写道：“上海，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，这政出多头的大城市，这纸醉金迷的冶游场，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，正是冒险家的乐园。”
“乐园”里最大的传奇，由一个名叫哈同的犹太人创造。
1851年，哈同出生在土耳其，后跟随家族辗转巴格达、孟买、香港。在香港的犹太人企业“沙逊洋行”任职时，他看到了当时还处于发展初期的上海的巨大商机，毅然怀揣6块大洋闯荡内地。
刚到上海，哈同依然为老东家沙逊工作。当时，上海的繁华集中在虹口、闸北、杨树浦，哈同却将微薄的收入全部投在“处女地”南京路的廉价地皮上。
当沪北、沪东结束了初期的繁荣，分别发展成港口和工业区，并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战火摧毁后，南京路却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，地价猛涨。而哈同拥有近一半的房地产权，一跃成为与前老板沙逊齐名的大富翁。当时有人算过，单租金一项，“哈同睡一夜，就可进账白银7000两”。
“哈同传奇”离不开犹太人特有的吝啬。据说他为了省电话费，跟妻子约定：铃响两次是回家吃饭，响三次代表晚上加班。连弄堂口每月5元的皮鞋摊，他也亲自上门收租金，绝不肯漏。
但在这座城市，财富绝不是靠吝啬就能积攒下来的，有时候他也“慷慨”得令人惊讶。1906年，哈同出资60万两白银，用400万块铁藜木做方砖，从南京路外滩一直铺到西藏路。这一善举令他名利双收，童谣唱道：“哈同哈同，与众不同，看守门户，省吃俭用；攒钱铺路，造福大众，筑路筑路，财源亨通。”而路两旁，属于他的房产增值十倍有余。
上海开放，谁在恐惧
与房地产业的繁荣相呼应的，是金融业的昌盛。最新的上海自贸区方案，将推动离岸金融，放宽外商投资的范围，甚至允许设立外资与合资银行。这引发了一些国有银行的不安。
事实上，外资银行曾是上海再普遍不过的事物，它们甚至一度拥有单独发行货币的权利。
从1874年到1949年的75年间，上海曾先后开设了来自英、法、德、美等九个国家的68家外资银行。甚至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，外资银行可以擅自发行以中国货币为单位的纸币，在中国境内流通。旧中国币制混乱，给洋商银行利用差价谋利提供了可乘之机。一定程度上，纸币也成了变相掠夺中国资本的手段。
但仅仅将上海视作外国人掠夺中国财富的出口，显然也不够客观。即便在租界里，中国居民也占据绝大多数。外国商人让上海人得到了触摸财富的机会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大学教授的200元月薪是北平城内的高工资，却只相当于上海一般职员的收入；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在1918年的月薪是8元，与上海黄包车夫的月收入相当。
不是每个交通便利的城市都能成为商业天堂。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商业因子，让世界选择上海作为梦想的发生地。
在“资本主义”来到上海以前，“消费文化”已在这里扎根。明清时代，茶肆、戏院、青楼、餐馆已比比皆是；官员、士大夫和市民，共同培养着“享乐主义”的风气。即便是后来，南京路的“西洋景”层出不穷，“摩登”异常，在广东路和福州路，华人的传统娱乐仍然发达。
但回顾过去一个半世纪，上海每一次的商业繁荣，都离不开外国商人和外国企业的参与，离不开“开放”这个关键词。外国和本土商人曾集体逃离，把上海曾经的繁华复制到香港，上海也一度因封闭而沉寂。而这次，面对进一步开放的上海，感到惊恐的成了香港，这或许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里财富和繁荣的走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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